事后諸葛亮是如何煉成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？

tfifthe|知乎專欄·假裝思考（微信：假裝思考，pretendcogitate）

很久以前，我像許許多多的旁觀者壹樣喜歡面對比賽評頭論足，小到電子競技，大到體育競技，壹邊觀看，壹邊像解說員似得講著戰(zhàn)術安排和團隊配合，并給出自己的預測。許多年以后我才認識到了這樣做的不成熟，因為隨著預測的失敗，我會成為壹個徹頭徹尾的傻瓜。這種情況發(fā)生后，我會坐在墻角默默地流淚，燈光映襯著我吳彥祖般的側影，點燃壹只煙，吞吐著對比賽的不解和對自己的懷疑。

與之相反的是，有些“聰明”的人在整個過程中會壹言不發(fā)，當比賽結束后，他們才開始評論兩支隊伍的功過得失，讓旁邊的姑娘們和坐在墻角的我不禁默默地豎起了大拇指；還有壹些人則更為“聰明”，他們會在過程中做壹些無關緊要的分析，主隊可能贏，客隊也可能贏，當比賽結束的時候，他們會說我早就知道會這樣。前者是事后諸葛亮的主要勢力，我們將這種現(xiàn)象叫做“后見之明（hindsightbias）”；后者是事后諸葛亮的不可分割的壹部分，我們將這種現(xiàn)象叫做“早就知道效應（know-it-allalongeffect）”。

我已經(jīng)很久沒有坐在墻角流淚了，理解到這種事后諸葛亮式的判斷不會讓自己成長半分，反而容易陷入到胸有成竹的快感和掌控全局的錯覺當中。在科學上，我們檢驗壹個理論是否正確，需要進行實驗驗證，理論必須要放在實驗之前，否則，當實驗的結果出來我才提出理論進行解釋，這樣的解釋既正確又沒用，這樣的理論既脆弱又狹隘。雖然很多理論都是在觀察壹些現(xiàn)象后才提出的，但壹個理論是否真的有價值，還是需要另外的壹些現(xiàn)象來檢驗。

理解這壹點并不艱難，事后的解釋比起事前的預測實在是容易太多了。德國隊贏得了世界杯，事后諸葛亮會說，是名帥勒夫的歷練；德國隊要是輸?shù)袅吮荣?，事后諸葛亮還會說，勒夫還是經(jīng)驗不足；他們分析總是跟隨著結果的變化而變化，這種現(xiàn)象在投資和股票領域更為常見。

再比如，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筆跡心理學，有壹種非常強的質疑就說，壹般是是先接觸這個人，然后才看到他的字，分析毛澤東的字跡，人們說雄偉有力，堅硬厚實，其實就是犯了事后諸葛亮的錯誤，因為他在認識這個人的過程中（開國主席嘛），已經(jīng)感覺到了壹些性格特征，然后把自己的分析對應上去，這樣的分析永遠正確，但是永遠不是科學。

事后諸葛亮的核心在于，事情的結果作為壹個信息如果被我們接收，就會改變我們對事情的認識。因為從根本意義上說，我們都是結果論者，壹件我們直接參與的事情產(chǎn)生了糟糕（或好）的結果那么壹定是哪個地方做錯了（或做對了），隱藏在這壹信念背后的，則是我們塑造的因果關系。

我們面對考試落榜，事業(yè)受挫，家庭矛盾這些已經(jīng)產(chǎn)生的結果的時候，從后往前開始回顧整個事件。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，有壹種認知捷徑叫做“反現(xiàn)實推理”，我們會想到導致我們成績糟糕有哪些原因，我們會猜想壹些不可能發(fā)生的事情來獲得控制感。比如，如果我能抓住重點，考試就不會這么糟糕。我們就是這樣完成了壹個分析，那么為什么在當初我為什么抓不住重點呢，因為只有考過試后才知道哪些是重點。事后諸葛亮在分析比賽時，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哪怕那些事前被自己稱道的細節(jié)事后同樣也可能因為結果的糟糕而不再燦爛，反而在他們口中會成為埋葬敗者的墳墓。

我不知道《黑天鵝》的作者taleb是否也看過“反現(xiàn)實推理”的相關內容，但是他提出的“敘事謬誤”也同樣令我印象深刻。taleb說，我們會不斷根據(jù)事情發(fā)生之后我們覺得有道理的邏輯來敘述整個事件。taleb很強調因果關系的重要性，而他所說的“我們覺得有道理的邏輯”，就是因果關系。因為我們分析整個事件時，無法繞開對因果關系的敘述。這樣的例子方方面面，你車轉向燈壞了想去修理，修理工卻說，這轉向燈沒問題，因為基本因果關系的作用，你會想這個修理工的腦子是不是有問題。而對于壹場足球賽，主隊領先時，我們會想到壹些原因來支撐這個結果，如果主隊接下來落后了，我們又會想到另壹些原因來支撐這個結果。直至比賽結束，我們對這場比賽的敘述壹直在改變，而自己卻渾然不覺。

“反現(xiàn)實推理”和“敘事謬誤”看起來殊途同歸，其實，兩者根本就是壹回事情，都可以用來解釋的后見之明的成因。而know-it-allalongeffect這壹現(xiàn)象，與hindsightbias非常不壹樣，即使從表面來看，后見之明提供的是事后的分析，更符合中國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事后諸葛亮；而早就知道效應則更為強調個體會夸大自己的預測，與回憶機制相關。

有這樣壹個著名的實驗，尼克松在1972年訪華還未結束，被試要在15種可能后果之間做出評估，尼克松訪問結束后，那些猜對了結果的人會夸大自己的預測能力，即我早就知道會這樣；而猜錯了的，則會認為自己其實壹直覺得這個錯誤的結果可能性不大；這個實驗能說明的問題并不多，但有壹點可以肯定，結果作為壹個信息會影響到自己對過去的回憶。

事實上，我們在回憶的過程是壹個不斷提取線索的過程。所謂線索就是指自己做出判斷的依據(jù)，比如我認為尼克松即使去了中國，中美關系仍然不會緩和，因為歷史，經(jīng)濟的壹系列原因，這些作為線索引導我得出了結論。但是當結論錯誤的時候，我們開始回憶當時的態(tài)度，這些支撐你得出結論的線索卻很難被提取出來，所以他們會認為自己壹直覺得自己原來所認為的情況可能性不大。與社會認知的原理類似，不符合已知信息的其他信息很難整合在壹起形成印象，而在回憶過程中，這些東西也會被忽略掉。

另壹個原因在于，有些線索的指向性非常模糊。比如，盲人上街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起普通人大還是小，我們可以說因為是盲人，缺乏視覺輸入，發(fā)生事故可能性更大；但我們同樣可以說，正因為他是盲人，他壹定很小心，所以發(fā)生事故可能性更?。ㄐ枰⒁獾氖?，我們衡量的是個體）。那么，這個線索說明不了什么問題，因為我們可以完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推理，當結果作為信息被我們知道后，我們會完成其中的壹個推理，并且理所當然地把這個本來模糊不清的線索當成自己推理的壹部分。比如，事故可能性大，他們會說缺乏視覺輸入，我早就知道會是這樣；事故可能性小，他們會說盲人很小心，我早就知道會是這樣。

這兩種事后諸葛亮就是這么煉成的，卡尼曼教授在他的《思考，快與慢》中把這兩種類型認為是壹種，而且沒有給出原因，我經(jīng)過壹番思考，認為這還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機制在發(fā)揮作用，不僅描述的現(xiàn)象不同，形成的原因也是不同。

理解到事后諸葛亮的所隱藏的這樣壹些秘密，我的生活也改變了很多，雖然我還是壹如既往地評論比賽，只是聽到事后諸葛亮的評論不再敬佩，不再鼓掌，心里不會再起波瀾，點燃壹支煙，靜靜地看著他們裝逼，不變的還有燈光映襯下吳彥祖般的側影。